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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第2页）

朱元璋朱棣等明朝皇帝听得更加认真了，朱元璋已经废除了丞相，不明白内阁是什么东西，但首辅之称却可顾名思义，应该是与丞相类似的百官之首，才能称为首辅。

想到这里，朱元璋对着朱标念叨道，“不知是哪个不肖子孙，将咱定下的规矩都改了，这首辅不就是变相的丞相吗？”

“咱废除了丞相，所有事情都掌握在咱自己手里，事无巨细，没有人能在咱手下耍小手段，这样不好吗。”

朱标心中暗道，“我应该不会改老爹定下的规矩，但后世的子孙就不一定了，毕竟不是谁都是老爹，恨不得一天工作二十四个时辰，一年无休。”

朱元璋还在念叨，“你们啊，就是生活的太滋润了，等天幕结束，你带着几个兄弟去凤阳，过过普通百姓的日子，吃点苦头就知道现在的生活有多好了。”

朱标和几个年长的皇子：……

张居正正在处理一个辱骂自己是禽兽的官吏，听到天幕上说起自己，他想听听自己的政策是否恰当，有没有可改进之处，当即不耐烦道：“杖责八十，流放贵州。”

于是，邹元标便被拉到殿外，执行杖刑。

邹元标：“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守孝乃人伦之礼，相公带头夺情，难道不能被骂吗？”

在朝为官之人若是遇到父母去世，要辞官回家守孝。“夺情”则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张居正……我也想回家守孝，可是改革刚刚开始，陛下还没有亲政，我若是离开朝堂，满朝诸公，谁能支撑住这么大的摊子。

张居正改革，从整顿吏治开始，万历元年颁布“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为了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提高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还将神宗的日讲放到白天，以节省灯烛。厉行节俭，打击奢靡之风。

朱元璋十分赞赏，这些法子咱也可以用用。

群臣心尖颤颤，我们活得已经够辛苦了，陛下居然还要加码，这个官不当也罢。

朱标注意到朱翊钧的名字，感觉有些奇怪，老爹定下的名字排序是什么来着？不确定，再看看。

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清丈土地。万历八年清查全国土地，共七百多万顷，比隆庆五年（也就是10年前）多了两百多万顷。尤其是“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两税法”后又一次税制改革。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不少有作为的明君都将这条记在心中，将所有赋税归一，能节省不少中间环节，国库有钱，百姓少交税，官吏也无法贪墨，这法子可真好。

秦朝·扶苏也在思考，他虽不是导致秦朝灭亡的秦二世，但自觉秦朝二世而亡也有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作为大秦长公子，他必须担负起秦朝的未来。

这条赋税改革既能满足父皇对于赋役的需求，也能减轻百姓的负担，给他们休养生息的时间，只要将其中部分要点改一改，便能适应大秦的环境。

秦始皇自然也意识到这项政策的好处，但他心中更多的却是对天幕的吐槽，说好的讲秦朝呢，怎么讲完商鞅变法就拐到宋明的改革了，到底何时才能讲我大秦啊！

汉武帝则在与桑弘羊商量，这样的法子能不能增加一些国库收入，打匈奴好费钱啊，父亲、祖父攒下的家底不够花了。

桑弘羊：“百姓要交的税赋没有增加，国库得到的银钱却增加了，此法可行。”受伤的只有中间的贪官污吏，不过想到能让他们吃瘪，汉武帝更兴奋了呢。

其实，早在嘉靖年间，便有地方官吏在辖地实行“一条鞭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但嘉靖皇帝一心求道，对朝政并不上心，自然也不会推广这样的政策。

朱棣：“朕的子孙中居然有个一心修道的皇帝！”

朱棣不信鬼神，自然也无法理解这种心态，只看秦皇汉武就知道求仙不靠谱，再看唐朝那些吃丹药吃死的皇帝，怎么还会有人相信？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

雍正皇帝一边批阅奏折，一边听着天幕之言。这些事情本就是历史，他需要了解的是天幕对这些政策的态度，听到这里，也不由得点点头，对着怡亲王胤祥道：“朕的摊丁入亩便是在一条鞭法上更进一步的政策。”

军事上内修守备，任用戚继光镇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又在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封蒙古首领俺答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使马匹大增，使得俺答很久没有来犯边关。

要知道，在嘉靖年间，俺答多次入寇边关，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包围北京，向北、向西击败敌对的兀良哈万户及瓦剌等部，并占领青海，是当时大明北方最大的势力。

嘉靖：说万历就只说万历，为何要捎带他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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