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他正在战场上为祖国战斗。他就是这样的人:对朋友温和,对敌人刚硬。只要你和他对视过就会明白。”
“他第一次见我,磕磕绊绊用中文打招呼。我能听懂他的意思……也能看出他多么真诚。”
“他和我讲莫斯科湛蓝的天空,列宁格勒的夏天,阿尔泰山脉的翡翠湖泊……我也讲述北平萧瑟的秋天,杭州西湖,唱词里边塞茫茫的大漠…这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正在受摧残,又正在被保护的祖国。”
“你们用中文交谈吗?”
“是呀,我能听懂他的话。所有的。他聪明,好学,和他待在一起,什么话也不说就会感觉到平静。春燕,有一天你也会遇到一个人,然后发现你们看起来很不同,却注定成为挚友。”师兄说着,从抽屉里拿出平时放行头的木匣子。
“春燕,这封信,你就带着吧。至于这个匣子,如果有一天,那个人来找我,你就交给他。”师兄顿了顿,又说“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你就丢掉。”
我接过来,才瞧见里头是红色的绸布,刺绣着麒麟——啊,是锁麟囊的行头。为了方便挂在舞台上所缝入的钩子已经拆掉了,是普通的荷包样子。一副点翠的耳环,我只见过师兄戴一次,是演长生殿的时候…
“我一定会保存好,有朝一日,交给他。”我笃定地说,忽的发觉这话不吉利,改口“等战争结束,让师兄亲手送给他。”
师兄就笑,温和的像院子里尚未开放的梨花,他说:“好,好。”
我不知为何感到如此痛苦,像仰头看着洁白的花瓣被雨点打落,无力挽回。
我心里一酸,就开始说胡话——
“师兄,到时候你再带他去买西城的云片糕,炸糕,去黄浦江边看柳树。还要还要带他看你演的戏,不仅《锁麟囊》一出,还有《百花亭》《红鬃烈马》,他都应该看看。
你把长生殿里的行头送给他,总不能叫他自己戴——应该是他给你戴!咱们京剧扮相最重要,他赖都赖不掉。
对了!你要去苏联,让他带你参观参观。要看芭蕾舞,他妹妹不就是学芭蕾舞的吗?以后就成为舞蹈家!我想去,我要认识他妹妹——师兄!你和我约好了吗?”
“春燕,春燕”,师兄还是笑,但有些不一样,他似乎正透过这段话看什么东西“我也盼望那一天。”
我的心情随着师兄的回答变好了。仿佛也看到了那一天:阳光照在院子里,师兄笑得无忧无虑,和他深爱的友人交谈,梨花落在他们肩上。春天来了,阳光来了。
但是那时我太年青,听不出师兄的弦外之音。忘记了他并没有承诺回来,只是真诚的说“我也盼望那一天。”
他踏入的也并不是莺飞草长四月天,而是春寒料峭,四顾无道。
十六岁的我不谙人情世故,对师兄郑重的说:“王耀师兄,我应该怎么给你写信?”
他垂下眼帘,思考片刻,又看着我的眼睛:“等我安定下来,一切都好的时候,我就给你写信。我知道你们的地址。”
……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王耀师兄离开上海。
师兄不让我送他,我一直爬到戏院最高的五楼往下看,看师兄走出漆红的大门,走进早晨雾里的街道,最后消失在微凉的天光里。
王耀师兄说,如果一切都好,他就给我写信。
王耀师兄从来不骗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旬,那是我已随家父参加新四军,听说了基辅战役胜利的消息。
我脑中立刻浮现出那位苏维埃战士的面容——师兄一定听说了吧!无论他如今在哪里,都能知道自己挚友的国家的消息了!
晚上,我梦见了师兄曾描述的土地——秋天的白桦林,金色的落叶,静谧又璀璨,仿佛能听见大地的呼吸。我看见开满向日葵的平原,听见不知何从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丰收的季节,粮食堆得高高的,红色的旗帜飘扬在最高的山岗上,阳光闪耀。
我越来越相信战争快要结束,我们终会胜利。
师兄的信在哪里,谁也说不准。
毕竟如今的局势,怎么能安全的通信呢?
我相信一切会变好的,忍受苦难的人们会得到幸福的结局,相信挚友终会重逢。
因为人生天地间,不死会相逢。
[致译文编辑部:]
您好!
我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委员王春燕。阅读贵社出版的《赤伶》后,我认为文中提到的中国青年是我师兄,地下党员——王耀。
我在十一岁到十六岁时在上海第一戏院里演刀马旦,王耀师兄在我十五岁,1940年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戏剧艺术家。他待人友善,为人亲切,耐心且好学。
赤伶中提到的戏剧是《锁麟囊》,在上海的首映中正是由师兄扮演赵守贞。
更重要的是,王耀确实有一名苏联的好友,叫伊万。
伊瓦绍夫先生在战后曾找到我,但当时我正忙于后台,没有与他多交谈和相认。幸运的是,我阅读了这篇文章。
“耀”字正是光芒的意思!
但请容许我讲述接下来的故事:1941年王耀师兄离开了上海,同年,戏班解散了。我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直到1950年,我翻阅烈士档案,才与王耀师兄,不,王耀同志重逢——是的,如我们猜想的一样,他是一位地下党员,一直负责着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而我竟在与他分别后,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
但王耀同志并没有见到光荣的胜利,他在1943年死于敌人的折磨下。他离开上海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营救传递信息的战友。那几位同志存活了下来,但王耀牺牲于光明到来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