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经常被欺负,一再过于忍让,这是一种软弱和麻木的表象,并不能引起任何人的同情。我们还击出去,对方才可怕。善良和软弱是两种概念,软弱是是惧怕,善良是给以适当的攻击,是对自己和对别人的一种保护。
林小端即如此,不得已,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变成了一个“硬汉”。她不仅保护了自己,令对方感到可怕,从而改变了对苏传林对她的态度。
她也是个复杂的人,从单一的内心到丰富多彩的世界。刚开始苏童只是一个堂弟,没有多想。是苏传林把他带进了自己的生活,打破了那颗宁静的心。好比一件精致的珠宝来到你的掌心,你是想拥有还是把它丢弃呢?更何况她当时的处境那么艰难。后来,她重塑了思想,观念也跟着转变了,欲望也随之而来。当看见杨慧林专进那片高粱地的时候,她祈祷,自己也有这么一天。她跟苏传林只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她是被骗下来的,到现在连个证也没有扯,何况对方还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女青,给苏传林当老婆是逼不得已。从看见杨慧林起就想学她那样的人,就幻想降临一场伟大的爱恋,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跳涯,一起去死!
现在苏传林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轻而易举的得到了他。比起青春美丽的杨慧林,一个有着卓越情感的女子,如果失败了,就是矫揉造作,那些辛苦和付出只能算是白搭,自己却成了幸运儿。就算他们往后在一起,苏童已不再是过去那个青春小伙子了。与他相遇的第一个女人夺取了他人生的头彩,并且怀了他的种。
第一次,她纠结了很久,耻辱和道德像一把枷锁,使她不敢越过雷池,才有了后来的痛苦。而给她痛苦的人最初是苏传林,第二个是杨慧林。如果继续为了所谓的脸面而活,她已经做不到了,除非让她去死。她已决心不再同苏传林再共同过下去,那是糟蹋生活,只是逃不出去才苟活了下来。
苏童是她的希望,是苟延残喘的一丝命脉!
出乎意外的是林小端怀孕后苏传林也全部变好了,之前的那些坏脾气突然消失了。对林小端开始无微不至的关心,仿佛和她刚认识一般,谈起了一场平水起波的爱恋。林小端应付着这场戏,他的别有用心是冲着肚子里的孩子,她也同样是为了这个孩子。
林小端的肚子一天天的顶了起来,这就是苏传林的骄傲,在苏家弯比他小的又开始尊称他为传林哥。因此,消失的神光在现,走哪儿都受人招呼。那些说闲话的像是早已经藏起来了,他觉得,那些人才是可耻的,该打嘴巴。
一天,在苏传林脑海里跳出来一种想法,要想和林小端在苏家弯安安心心过日子,苏童必须消失,离开苏家弯,最好一辈子也别回来。如果怎么都不行,那就干脆把他除掉。他想,第一个计划已经实现了,第二个计划也终将实现。
我们要说另外的一件事是苏童不仅仅只是一个小农民,还是大队上的农业技术员兼蚕桑,种植技术养职员。
在两个月以前,秋忙刚过,大队的办公室在讨论一件事,而讨论这种事不是天天有。我们在说这件事情以前,先该介绍办公室里的人员组成部分。
在门口坐着的,经常喊“进来”的那位是大队主任邱山清。跟他在一起的那位年龄较长的是兼并大队长何国昌。还有一位经常缺席的,是这儿的会计,他的名字叫做顾国明。还有像妇女主任和其他人员,他们这种干部均不在座,不用正式上班。因此,这儿没有他们的席位。以上三人是大队办公室的主要人员,哪怕再忙,必须有一个人守在这儿。无论什么时候,那座房子的门,你若上去敲,准会有人喊进去。
那天正下着雨。大队长打着一把油纸伞从公社回来,一进屋就把两纸张递给邱山清,让他先看看,等顾国民回来一起研究研究。
纸张上的字是手写的,是何国昌在公社开会时作的笔录。内容总纲要求队伍年轻化,要实现科学生产,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加快度。为了农业建设,并要求每个大队必须配备一个农业技术推广员,一个蚕桑,种植技术指导员。两种工作兼并一个人,要尽快落实。
邱山清看了后说:“这是好事!”
“是呀,这是好事!”何国昌回答说。
全公社十六个大队,能拿起笔杆子的年青人不下三百人。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是18至4o岁的高中生三十八人;18至4o岁的初中生二百多人。照此来看小学生不在计划内。
第二天,他们三人讨论的结果是要通过明主选举,先在大会上海选,以各个社员投票的方式来定这个结果。还有政治基础必须透明,没有不良前科。工作经验不不限,去县上统一培训。
“我看有个年青人就不错。”邱山清突然说。
“你指的是?”何国昌问。
“苏城卿的儿子,那天来借钱的那个年青人。”
话说到这里,在一边旁听的顾国民突然记起了一件事。他说“嘿,那个借款上的字还没有签。”
“是多少?”何国昌问。
当时他亲自点好了数目的,时间一过或许就忘了,所以又问了一次。但他的表情有些陈思,是短暂的性那种考虑。
“数过了,一百五十元。”邱山清说。
顾国民又说:“我还等着入账呢。”
“账是要入的,”何国昌本是坐着的,他站起来说,一面走到大门口望着天空中的雨,“他们家的情况怎么样了?”
“听说秦大姐也生病了,家里也拿不出钱来,还拖在床上。”邱山清回答。
“这人不能再死了!”何国昌说。
“那这账?”顾国民问。
何国昌转过身来,去拉着顾国民的手说:“老伙计,拖一拖吧!”
苏童未满十八岁,不符合选举的年龄条件,但他们三人也把他计划在名单之内了。
雨继续下,何国昌打着那把油纸伞走出大队办公室来到苏童的家里。
秦大娘正躺在床上,一看突然来了干部,也无力撑着起来,唤苏童赶快从他屋里出来迎接。
这是何等的场景呢?前面我们已经叙述了,家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锄头一口锅,再加上秦大娘躺的这张床。坨坨散散的旧衣服都挂在墙上,一个针线篮子在桌子上摆着。一双胶鞋,一双布鞋分别放在墙角里,全都淋了水。原本有两个半新旧的木桶,也给棺材做了抵脚板。其余渣渣拉撒的就是送出去也没人要。粮食用塑料纸盖着,有的已经生了芽。
何国昌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他只有这么多了。
苏童在一旁站着,低着眼睛像在思考深远的问题。灶房头进了水,柴禾打的浇湿。此外,他还是个少年,对家里的安排也不怎么精通。母亲说啥他就做啥。年青人的面子思想重,也不愿意把穷相露出来让人家看见。秦大娘知道儿子很累,又过早地承担了重活。很多细活路也不说出来教他做,只觉得他闲时一会就长大一会。
“你去烧点开水。”秦大娘对苏童说。
“不不不。”何国昌说,一面摆手,把二十块钱递给苏童,跟他说,“这些钱给你妈请个医生,我没带很多。”说完把钱塞进苏童的衣服兜里,接着又说,“你明天跟我去下乡,每天五毛钱的补助。”
秦大娘再三推辞不要那钱,刚想起床时何国昌出门走了,他走的很快,这种关照和慰籍不想被人猜疑,背影正逐渐消失在雨中。
苏童松了一口气,原本以为他是来要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