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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第2页）

仍是劝太宗皇帝按照标准配置。太宗下朝后，将魏徵的话原封不动告诉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

简而言之就是非常赞同魏徵之谏，并且因此事还专派宦官到魏徵家给他赏赐，并且鼓励他永远都要按照这样的进谏态度对待皇帝。

抑退外戚防微杜渐

长孙皇后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古事，常常言及太宗心腹之事，所道己见，太宗颇为受益。

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年幼相交，加上又是外戚，又有佐命大功。太宗对他也是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对其礼遇群臣莫及，他可以随时进出太宗皇帝寝宫。按理说这样的恩宠，丞相之位非他莫属。但是挡住长孙无忌官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

长孙皇后以前朝外戚乱政之鉴劝谏太宗，可是太宗不听，还是执意把长孙无忌封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官位均是按最高俸禄供给。长孙皇后劝不了皇帝，又改劝兄长长孙无忌。太宗皇帝不得已，只好改变主意，改封长孙无忌为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变个法儿给长孙无忌了个类似于丞相俸禄的官儿，长孙皇后这才罢休。

同时，在她缠绵病榻、临死之前，劝谏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她不仅在世之时断了兄长的官路，死前也怕娘家人因自己的福荫而身居高位，引祸上身。

长孙皇后生前曾以古代妇女得失的事迹作《女则》三十卷，还曾经著文驳斥明德马皇后（汉明帝之后）不能从根本上抑退外戚，而是仅仅告诉他们不要过于奢靡，认为这不过是先开其祸源，后防其末事而已。等长孙皇后逝世，宫人们将《女则》一书奏呈太宗，太宗看罢异常悲痛，拿着《女则》给近臣们看，说道：“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长孙皇后虽然不主动出面干涉朝政，但她一直都重视贤良。唐太宗本身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手下谏臣众多，尽管他善于调整心态，听取意见，但是天天面对一群所谓的谏臣，难免有被冲撞的时候，盛怒之下，也会有失体面。这个时候，身为妻子的长孙皇后就会发挥她的柔性力量，安抚丈夫，护佑贤良。

魏徵经常冲撞唐太宗，夫妻之间有时都有互相掐死对方的想法，何况魏徵这种直言不讳的臣子。所以也得益于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影响，才免得因为一时之气，怒罚魏徵。同样受惠于长孙皇后的还有房玄龄，房玄龄曾因过错被遣回家，长孙皇后便对唐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

太宗听了妻子的意见，觉得有理，之后便再次重用了他。

自古国家将兴，必有明君临朝，而又有哲后作配。关雎美后徳，长孙皇后维护中正之臣，实不负关雎之美。

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对于贞观之治的呕心付出，亦是万世称颂。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字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后世贤相张居正曾在《帝鉴图说》中称赞长孙皇后：

尝考自古创业守成之令主，虽圣明天挺，然亦有内助焉。观长孙皇后之于唐太宗，虽夏之涂山，周之太姒，无以过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内有贤后，天下安得不太平。

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历史上的美好名声与崇高地位。其实也不难看出，长孙皇后也不是不干预朝政，但是她的策略更为巧妙，更能够使唐太宗接受，用现代职场上的套路来说就是：不要替代你的领导，而是去影响你的领导。因为当长孙皇后在劝唐太宗对于长孙无忌的任用时，就已经属于干预朝政的行为了。但是她的目的是好的，为了避免外戚参与到权力的角逐里面。试想若是这么一位被唐太宗看得如此重要的女人，没有以国家大计为重的心胸，可能外戚权力从唐初就开启了。那么唐朝的国运是不是将缩短，提前结束？有的时候这类“蝴蝶效应”的影响的确不容小觑。

◇女主天下——武则天

上章讲到长孙皇后对于贞观之治的功劳，在评论唐朝的后妃时，主观意义上还是带着褒义的态度。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的武则天，到底是“乱政”还是“治政”？

对这个充满争议的女人，我们从她登上皇位之后对于国家的手段来分析，一观武曌的真面目。她具体的一生请参考下图：

经济形势

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经济形势呈U型，即贞观（唐太宗）、开元（唐玄宗）时期是唐朝经济的巅峰，武则天时期是低谷，这种观点也成了否定武则天治政的根据。而事实上，唐代经济在贞观之后并未跌入低估，武则天当政后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了武则天打下的基础，玄宗继位后，唐朝经济又出现了太平盛世。

学术界批评的主要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大肆礼佛，广建佛寺，多度僧尼，修建明堂，营造天枢等奢侈腐朽的动作。

的确，武则天当政时期是佛教大肆发展阶段。修建明堂和天枢无疑是武则天时期两项最宏大的工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单从建筑消耗成本来说，算得上是铺张浪费。而从深层探究，武则天的明堂是极具政治纪念碑性质的礼制建筑，它建成后就成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是武则天上符天命的重要证据。

比如置“鸟鸟族”于九龙之上，往往被解释为代表女性权力凌驾于男权之上。实际上这是武周政权的重要符号。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到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每年春正月，武则天都要亲享明堂，在这里颁布法令、训诫百官、大飨群臣，主持三教论争，甚至“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而天枢则是许多少数民族酋长请立的，资金大部分由这些酋长出。至于人力，这并非筑长城般的大工程，并未动用多少人力。

同样的，我们对比武则天在高宗后期被尊为“天后”，辅佐朝政的记载：“常着七破间裙。”登基之后也提倡返朴还淳。可见她并非后世批评的那样。

并且武则天当政时期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1．继续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是唐朝初年实行的土地政策，自她辅佐高宗时期，就曾予以保护，登基之后，更是继续推行。她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说：“朕以鼎宝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塉劳逸，宜有平分。”

鉴于“隆平日久，户口滋多”，有些州县“土狭人稠，营种辛苦”，甚至百姓没有田业的情况，她放宽了对百姓迁徙的禁令，移京兆三十余万户于田地较宽的都畿附近，缓和了雍州城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唐高宗后期，人口基本上翻了一番，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均田制的划分大大缓和了这一矛盾。并且人口的迁移开垦了较大面积的荒地，这对于人口和田地的处理是合理的，因此当时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武氏腐朽、饥民四起的局面。

2．减轻剥削

在帝制时期，不可能没有剥削，问题在于剥削的程度如何。如果统治者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就会搞得民不聊生；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就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则天对此十分清楚，她认为：“征赋科徭，实资宽简。”因而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她通过严格执行租庸调制和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有利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3．劝课农桑

农桑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自古就有统治者以劝农为务，多有“祁谷”“籍田”之举。武则天辅佐高宗时期就组织并亲自删定了《兆人本业记》一书，登基后又将此书散发各地，使之成为广为流传的农业教科书。

除了以上的措施，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城市、商业都齐头并进地发展着。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是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给开元盛世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政绩考评——吏治

如果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不足以说明武则天有为，那我们就从最能体现帝王的政绩方面着手，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吏治。

吏治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被召入宫，和唐太宗接触机会是比较多的，加之唐朝民风开化，女子有特立独行之气质，使得武则天对于贞观君臣如何治理天下有所了解。唐太宗重视吏治，书天下刺史姓名于屏风之事想必也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宗时期，她曾上书高宗“建言十二事”，就提到过关于吏治的建议。后来她当政时期，频繁更换宰相，创立科举制度的殿试、武举、试官制度，任用酷吏、鼓励告密等，就反映出她对吏治的重视。武则天认为“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职，则天下自化”，这也导致她当政时期“冗官”局面的发生。她又言“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强调君臣同体，君臣一心。

同时撰写《臣轨》两卷，用以训诫百官，所谓“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该书从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缜密、良将、利人十个方面，提出了为人臣子应具备的为政之德和行为准则，教导臣子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好官，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吏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武则天时期关于地方官吏的选任，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从太宗时期的武夫刺史转向了科举出身的刺史县令，这对于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地方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是积极的。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唐初沿用隋制，中央设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设有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副之等。贞观年间“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太宗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祐建议，增设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各两人，以加大监察力度。

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巩固统治地位，对原有的监察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并且在《改元光宅诏》中对御史台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纵观武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改善和加强地方吏治，总的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徐敬业、越王李贞等唐氏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战事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