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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左翼电影开辟出的中国电影新路线（第2页）

的蚕农老通宝，每到养蚕季节都会用一颗涂泥的大蒜头占卜年成。可是这一年，尽管丰收了，却因为日本进攻上海，丝厂停产，手里的茧子根本卖不上价钱。最后，那颗涂泥的大蒜头被丢进了溪水。

“剧本十分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和风格。全体工作人员紧抓这个原则……在摄制中，剧作者常来探望我们，我们有不懂或不明白的情况，亦常常向他请教，他就给我们说个清楚，循循善诱。”#pageNote#9这是我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成功尝试的作品。丁亚平在《中国电影通史》中认为，《春蚕》的意义巨大，已经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左翼革命力量介入电影的政治产品”，《春蚕》所带动的一批电影，“充分说明民族电影已经在时代的号角中努力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关注现实，反映民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社会意识”#pageNote#10。

倘若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那将是怎样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呢？离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又将面临一次外敌的洗劫。而对于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说，他们遭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苦难与伤痛，堪称鲜血淋漓，惊心动魄。“东北的强寇的铁蹄，淞沪的军舰和大炮，川黔的内战，长江的水灾，西北的人吃人的悲惨，农村的悲号和工厂的怒吼，小有产者的破落，以及

一切地下层的动摇……”电影剧作家、文艺理论家郑伯奇1933年在一篇名为《电影罪言》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残酷的现实毕竟把许多头脑清晰的人们从银幕的甜梦中惊醒了。”“电影制作者也不能长此在摄影场中酿造甘美的醇酒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夏衍、田汉等人秉笔直书，以抓住时代的脉搏，直击现实，直击心灵，直击精神与肉体之伤，寻找最好的行走路径，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狂流》《春蚕》《女性的呐喊》《香草美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25部电影中，有22部成为新兴电影和现实题材电影。在明星影片公司的带领下，联华公司拍摄的11部电影中，9部有着左翼倾向。而天一影片公司拍摄的10部影片中，大都有左翼人士参加。#pageNote#11“回顾一下过去，看一看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兴奋和幸福的感觉。因为当我们掌握了电影这一武器的时候，在我们前面已经有了一盏指引我们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明灯……”#pageNote#12无疑，夏衍和他的同行者在那个年代的血雨腥风中，找到了一条光明的路径，他们在用电影与民众对话，然后把时代变革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其实，这条道路，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的。

1932年，中苏外交关系恢复，苏联的电影进入中国的上海滩。

中国的电影人发现，苏联同行们很善于用电影传递他们的价值意图。而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就接触并接受了列宁对电影艺术的分析和理解。列宁曾于1907年和1922年两次强调电影艺术对于教育民众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pageNote#13。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运动，把这一思想渗透到关键性的几位电影人的血脉之中。事实最后证明，左翼电影也确实在影院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轰动效应。

就在明星影片公司的影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观影热潮之时，明星公司的负责人周剑云遭到了来自政治与资本两个领域的双重威胁。一位官员告诉他，如果明星影片公司继续拍摄类似题材的电影，其银行贷款就将终结。到1934年，夏衍、田汉等人更被称为“赤色作家”，官方要求，这些人的剧本不得采用。无奈之下，夏衍退出了明星影片公司。

但夏衍并没有停止自己寻找光明的脚步。1936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经过深入思考，完成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并将报告文学的名字定为《包身工》。社会再冷酷，我们也不能停止善良的想象，我们期待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夏衍于1954年出任文化

部副部长。但他不管自己的职位有什么样的变化，都没有停止自己的创作征程，改编创作了《烈火中永生》《祝福》《林家铺子》等电影剧本。1994年，夏衍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称号。

在明星影片公司时的“触电”显然是夏衍生命中的一次最精彩的绽放。离开明星影片公司的夏衍没有忧虑，因为在此前后，有着左翼艺术基因的另一家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成立了，正是在这个公司，一个名叫袁牧之的人横空出世。

（二）袁牧之左翼电影中的红色萌芽

1933年初秋，在温婉清凉的微风吹拂下，穿过片片浓密的梧桐的树荫，田汉、夏衍、聂耳、袁牧之及一些演艺界人士的身影出现在上海的一处居民区里，门铃响时，一个名叫司徒慧敏的人出来开门，把大家迎进去。无须寒暄，随着田汉等人来的演员们立即站到录音试验设备前进行试录。

这是司徒慧敏和他堂哥的一个伟大梦想：试制国产电影录音机。

早在两年前，他们的研制就已经开始了。此时正是电影录音机试制的最关键阶段。皇天不负苦心人。1933年9月，电影录音系统试制成功。随后，司徒慧敏兄弟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的一条弄堂里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把自己经营的电影录音放音设备起名为“三友式”。

录音系统试

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司徒慧敏兄弟，大约在半年之后，作为共产党员的司徒慧敏做通了堂哥的工作，在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改建电通电影制片公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中的夏衍、田汉、阿英、阳翰笙、郑伯奇、孙师毅等人以特约编剧的身份加入电通。袁牧之、应云卫、许幸之、王人美、沈西苓、贺绿汀、吴印咸等一大批演艺界人士成为电通影片公司的主创。“就这样，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公司诞生了，它标志着这一时期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电通成了左翼电影新开辟的又一重镇”#pageNote#14。然而，没有剧本成为公司成立之初的最大困扰。

25岁的袁牧之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在舞台表演、戏剧创作、学术理论等方面都已经颇有心得的他，想用银幕这个舞台与观众展开一场新的对话。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门不出。一包香烟又一包香烟地吸，一瓶墨水又一瓶墨水地写。他在创作的想象中翻江倒海，他在思考的冲动中彻夜难眠。他激动而兴奋，他被另一个自己占据。直到有一天，他打开房门，胡子拉碴，满眼放光，手里拿着刚刚完成的剧本《桃李劫》。

一个年轻的毕业生，怀着知识分子的理想，骨子里有着书生的倔强和天真，兴冲冲地走进社会。然而，他发现，要展现自己的优势、

服务社会，却需要时时向不良现象低头，常常委曲求全，这让他难受也难堪。而这波折的社会现实遭遇更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纠缠到一起。一场桃李情长却成为桃李之劫。最终，这个当年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被判处死刑。

一个知识分子人生的幻灭在袁牧之的笔下被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我们是要去慨叹那样的人生，还是应该哀婉那样的社会？！电通最终确定，由应云卫来执导此片，袁牧之做主演。让袁牧之感到惊喜的是，在夏衍和司徒慧敏等人的协调下，电通公司从明星影片公司聘来一位出演女主角的演员——陈波儿。

作为袁牧之后来的妻子、长影的开拓者之一、北京电影学院创始人的陈波儿，和袁牧之刚一搭戏，就由衷地感到了默契，而陈波儿的演技和悟性也让袁牧之赞叹。戏中陈波儿扮演的角色因为命运的改变而发生着巨大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一开始，她是个性格活泼可爱、娇羞可人的小表妹，享受着恋爱的美好，憧憬着如梦的未来；继而，她成了受苦受难的妇人；再后来，她又有了始做母亲的疲劳和困顿，在与丈夫共同面对这个无奈的世界时，她肉体和精神方面受到的伤痛更加令人怜悯，凸显出她所面对的社会之格外让人愤怒。

1934年12月16日，一个载入袁牧之、陈波儿生命历程的重要时刻来临了：

《桃李劫》首映。而这部影片刚一登场，立即赢得了满堂彩。上海金城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观众并不是为明星而来，此时影片中包括袁牧之在内的演职人员，基本还都是电影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观众们是为好片子而来，为美好的人遭遇悲惨的命运，报以一声长长的叹息。袁牧之初登银幕之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陈波儿电影《桃李劫》剧照

袁牧之陈波儿电影《桃李劫》剧照

影片当中，袁牧之和陈波儿还共同演唱了主题歌。那是中国音乐史上又一首能够写进史册的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声响处，正是男主人公被执行枪决的时刻。尽管此时他已经热血洒地，但无论前途多么苍茫，有多少泪湿眼眶，我们只要前行！

让大家更感荣耀的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大家熟知的《歌女红牡丹》，由明星影片公司出品，是用蜡盘配制的，在声音配合画面方面显得原始和机械，而《桃李劫》则是中国第一部以有声手法拍摄的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第一次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为故事情节添光增彩。

袁牧之走进了1935年，在电通公司《桃李劫》获得巨大影响的掌声当中，电通公司也在这年的年初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虹口荆州路40

5号盖起了两座摄影棚，袁牧之开始着手电影《风云儿女》的主演工作。正是在这部片子里，夏衍、田汉、袁牧之、许幸之、吴印咸等电影大师们悄然相遇。

《桃李劫》成功了，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让集编剧与主演于一身的袁牧之有了这么好的成绩呢？

1909年4月12日，袁牧之在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座大院中出生，这座大院今天的城市地理坐标是“海曙区南郊路杨家桥巷1号”，如今，百年过去，它仍然完整而安静地伫立在街巷中间。当年，那个男婴坠地的啼哭让已经61岁的父亲袁纲洪喜悦异常，盼了多年，终于有儿子了，可以延续袁家的香火了。

男孩儿却有些奇特。刚刚长到六七岁，他就喜欢和邻居的小伙伴们演戏：搬来两条长凳，并排摆放，就成了“船”，袁牧之站在长凳中间，奋力前后摆动手臂，就成了桨，院子就是江河湖海，任他遨游。有时，他还扮成多个人，一会儿是摇桨人，一会儿是坐船人，不停地转换身份。

1922年，13岁的袁牧之已是翩翩少年，遵从家人的安排，进入上海澄衷中学读书。很快，身体里跳动的艺术细胞就把他催生成学校里的文艺骨干，经常联合同学们演一些自己编排的小戏剧。他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锻炼自己的表演才能。有一次，学校里搞演讲比赛，袁牧之为了在演讲时

更有带入感，先找来若干稿纸分不同的方向铺放在床上，代表着下面就座的观众，然后边演讲边以不同的姿态、手势、表情面对不同方位的观众，一个眼神、一次换气、一个停顿，都要反复精心练习。由于出色的表现，学校派他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演讲比赛，他不负众望，获得了亚军。

年纪虽小，但已经有了“明星范儿”的袁牧之，不久被推荐担任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15岁的时候，袁牧之离他的梦想更近了一步，由于出众的表演才能，他被吸纳加入上海戏剧协社。虽然协社成立的时间并不长，但里面的人个个都大名鼎鼎。时任社长是大袁牧之5岁，后来成为我国杰出戏剧艺术家、电影艺术家及中国戏剧事业奠基者之一的应云卫，时任剧社排练主任的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的奠基人之一的洪深。小小年纪就有机会与这些大家为伍，让袁牧之既开了眼界，更增长了实践的能力。

为了参加剧社的活动，袁牧之很晚才能回学校。回到学校时，学校的大门早已经关闭，袁牧之就翻墙进入。袁牧之被学校抓住了，不但要通报家长，还要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批评和警告，但在深深的夜色当中，仍然能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翻墙的身影。

1927年，18岁的袁牧之离开中学，考进上海东吴大学，专修法律。此时的他，已经在上海的戏剧界

有了一些名气，更被辛酉剧社的老板相中，成为该剧社的正式成员，并频繁出演一些剧目的主角。

为了演好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当时翻译为《文舅舅》）中的舅舅，18岁的袁牧之反复模拟这位47岁舅舅的感觉。他跑到上海滩众多俄罗斯人开的饭店、菜馆里体验生活，看这些俄罗斯人如何穿衣戴帽，如何欢笑忧愁，如何酩酊大醉，如何呆坐伫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还到俄罗斯人家里，近距离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惯、性格特征。最终，精心打造的《万尼亚舅舅》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惊喜，演出大获成功，有人评价其演出水平超过上海当时所有剧社的水平。

《万尼亚舅舅》《狗的跳舞》《酒后》《五奎桥》《怒吼吧，中国》《警报》……一出出，一幕幕，袁牧之在舞台上成长着，更成熟着。近十年的舞台打磨，出神入化的化装术和演技，给袁牧之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也引起了众多人士的注意。有一个照相馆老板萌生了拍橱窗广告的想法。突然有一天，一个年轻人神清气爽地站到了老板的面前，说他可以帮助照相馆拍至少20张外国明星的模拟化装照片，保证个个不同，而且分文不取。老板问他叫什么，他答说袁牧之。拍照开始了，袁牧之并没有急匆匆上阵，而是每个星期只准备一个外国明星的形象。10个星期过

去了，袁牧之共拍了10位外国明星，每一位都各具特色，绝无雷同。老板把这10张照片装订成册，连同一张袁牧之的便装照片，以外国明星模拟照片的名义摆放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