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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第1页）

养虎为患

我向来反感按照儒家的思想，将亡国的罪名安在女子身上，或者简单地把亡国之君作为讨伐对象。国家走到尽头之时，亡国的原因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末代君主昏庸无能。那些亡国之君中，有的垂死挣扎，有的抱憾而终，但无论怎么挣扎，从古到今，任何制度在不适合历史发展时，都将被时代屏弃。力量总是此消彼长的，当皇权压不住衍生权力之时，便是被取代的结果。

唐王朝从女主天下又重归李姓之后，国家经济迅猛发展，出现“开元盛世”，玄宗的功劳由此被载入史册。但被载入史册的除了他当政初期的励精图治，还有盛世之下的奢侈无度。李隆基将大好的一个盛世王朝挥霍完之后，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烂摊子，甚至为唐亡埋下了定时炸弹。因为被他宠信的安禄山、史思明导演出的“安史之乱”，便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背后的藩镇割据是整个唐朝中后期摆脱不了的灾祸，如果说大唐是与后妃藩镇共天下，那么唐玄宗以前是与后妃共天下，在这之后就是与藩镇共天下了。

为何藩镇这股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大，又无法控制，甚至在唐亡之后还能持续百年之久？本章重点讲一下藩镇的起源与发展。

（一）地方行政结构的变化

秦朝建立郡、县两级行政结构，到了汉代开始逐渐发展为州、郡、县地方三级行政结构，而后隋代改为州、县两级制，但又偶尔将州改称郡，恢复秦代的两级郡县制。

唐从隋手中接过天下之后，初期仍旧采用前朝旧制，地方行政实行州、县或郡、县两级制。唐在最盛时有州（郡）358个，县1573个。但是唐在地方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州县的长官地方上均无权任用部署，全部由中央吏部分发，人事任命权在尚书省吏部。

节度使最开始是边疆驻地的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最开始仅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战争需要，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

中宗时期，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分化成为左、右御史台，左御史监察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分别为“分察”和“分巡”。

“分察”在德宗年间出自尚书和六部，而“分巡”则分为全国若干道，派去监察的御史成为“监察使”，后改为“观察使”。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唐玄宗时期改十道为十五道，设置观察使常驻地方。

“安史之乱”后，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朝廷在内地增置节度使。同时，在军事地区，观察使和节度使也多由一人兼任。

节度使在其区域之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处置行政，甚至有该地区的用人权，说白了有很大的独立性，很快成了割据一方的政治军事集团。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长官，军队首领担任当地的行政首长，二者再进行合并，独立性非常强的藩镇割据局面随之形成。

节度使在自己所辖的割据区内自行练兵征战、自收租税、自用官吏。节度使死后，子孙世袭，兵将拥立新的节度使。到了后期，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事后承认。

（二）兵制的变化影响

唐代前期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府兵的府是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外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指的是军队屯扎地，唐代称之为折冲府。当时唐朝的户口分为九等，政府从中选取上等中等之家中愿意当兵的民户（当时下三等民户没有资格入伍）单独编入折冲府，称为“府兵”。府兵平时务农，政府可以免其租庸调（纯收入），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从二十岁开始服役，服役时自备兵器资粮，分番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

折冲府又称军府，唐代全盛时期有六百多个。中央政府直辖有十六个卫，各卫都设有大将军。外出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而征兵的是上面的折冲府。战事结束后，兵归于府，将归于卫，各归其位。最大的好处就是政府不用花一分钱、不用一粒米就可以征用到几十万大军。而武将使之能战，又不预问政事，干涉政治活动。其次，府兵制是与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结合的制度，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适应。

但是府兵制在唐中期就崩溃了。主要原因在于唐朝太平时期，府兵的工作本质丢失，逐渐沦为贵族官僚的苦力，开始被人瞧不起，出现了大批量府兵逃亡规避现象。

同时即使是在大战获胜之后，阵亡的府兵士兵也得不到及时的抚恤褒奖，导致府兵士兵和家属的积极性不高。这就等同于自己带刀带粮为国捐躯，死了连个烈士都不追认，谁还愿意去打？因此到了后期，府兵自行逃亡、出外不返等导致府兵资源日益枯竭，府兵制自此崩溃。

唐玄宗天宝年间正式废除了府兵制，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也就是政府出钱招募社会上愿意当兵的人。自此开始，义务兵成了吃皇粮的职业兵，兵将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府兵制下的兵将只有出征时的从属关系，战事完后谁也不搭理谁。但是募兵制下的兵将关系出现了长期统领关系，这种战时统领战后服从的关系逐渐成为个人武装割据的重要来源。这种兵制下士兵易于转化为将领的私兵，他们之间不仅有雇佣关系，长此以往还有感情的牵制。

唐玄宗开元末年，因为好大喜功，募兵制成为主要的兵役形式。边将的权力也逐渐增加，除了军队指挥权，还有行政、财政、监察、人事任命权。加之晚年的唐玄宗不理朝政，朝廷任用李林甫为相，边疆任用胡人当兵作将、卫国戍边。胡人压根儿没有忠君爱国思想，只是为了边陲的财力、物力使用权，最终导致军队布防由内重外轻转变为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养虎为患，安史之乱之后，唐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各节度使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揽数州的政权，与中央抗衡不断，不同的节度使之间也是战争频繁。这期间，四十多个藩镇或互殴攻击混战，或联合对抗唐廷。

藩镇自京畿长安洛阳，自内而外有唐廷直属控制藩镇、亲近唐廷藩镇、外交中立藩镇、死敌对抗藩镇（河北三镇）。各藩势力镇此消彼长，立场不定，纵横捭阖，连年征战，荼毒天下。

◇安史之乱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力是外轻内重，以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政权。

唐玄宗在开元十年设置节度使，并允许这些节度使率兵镇守边地。随着节度使军力日渐强大，出现了凌驾中央的气势。天宝年间，边镇累积的兵力甚至高达五十万，仅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个镇的节度使。然而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三十万，是所有藩镇中实力最强大的。而唐中央兵力加起来还不满八万。这就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造成的结果是地方开始反过来威胁中央。

安禄山兼三大兵镇，独掌大军，其中精锐正规军已达到十五万，拥兵边陲，手下骁勇善战。因安禄山得到唐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不加干预。所以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有裂隙。

范阳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

关于这场起兵的描述有些夸大，说是安禄山乘着铁车，尾随其后的步兵和骑兵卷起的沙土绵延千里，行军的鼓噪之声响彻苍茫大地。然后说唐朝的太平盛况持续了很久，老百姓已经几代人没有见过战争了，所以听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后，都感到非常震惊。本来河北就是在安禄山统辖范围内的，叛军经过河北的州县时，这些人都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者开门迎接叛军，或者弃城逃跑，或者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

然后最讽刺的是，安禄山都造反了，有人奏报唐玄宗，唐玄宗却认为这是厌恶安禄山的人编造的假话，不相信。

等到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了，速速召来安禄山的死对头宰相杨国忠商议应变之策。一面派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一面召回远在边陲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防守洛阳。接着任命他的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抵挡安禄山叛军。

由于唐朝的精锐边军大多还没有赶回，高仙芝、封常清临时在长安、洛阳募兵，得到的大部分是市井子弟，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没有经过训练。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根本没有指挥经验，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攻入洛阳。

唐玄宗接到洛阳失守的消息，听信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在这关键时刻杀大将封常清、高仙芝，使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潼关大败

能打仗的两个大将被杀之后，朝中无人，此时唐玄宗不得不起用半身不遂、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让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令，率军二十万，镇守潼关，以抵挡安禄山军队。

天宝十五年正月（756年），安禄山命他儿子安庆绪出兵进攻潼关。好在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挡住了向西进的道路。安禄山眼见强攻不行，开始转变战术，先命女婿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哥舒翰深知其中有诈，仍旧闭关不出。

无奈之下，安禄山抓住唐玄宗好疑的性格，开始派人放假军情。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的假情报，遣使令哥舒翰出兵，前去收复陕郡。

当时，郭子仪、李光弼等人正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此时形势也确实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听到假情报后的杨国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安禄山久在军中，精通兵法，现在有备而来，利在速战。叛军暗藏精锐，以老弱病残引诱我军，肯定有诡计，如果我军轻出，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到时悔之不及。”